无数赛格朋克电影已经以影像化的方式预示了这种人类与机器共生的多样未来,这也是科技主义和哲学学者一直在探讨的议题。
在这里,主要讨论以下两个方面:
对科技的担忧与恐惧的本质是什么?
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的未来是怎样的?
首先,这种担忧与恐惧的本质是什么?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补充一个后人类的概念。1985 年,美国科技与社会研究学者(同时也是女性主义学者)Donna Haraway 提出赛博格宣言,开放了对于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主体(即大写的人)的挑战。与赛博格宣言类似,后人类思考的是一种界限模糊感,不在于人与机器之间是否真的能够接合,而是在人与非人界限的崩溃与模糊中,持续探索另一种生存的可能。
那么,这样的后人类到底会是什么样呢?社会学家们从双重去中心化的角度尝试去勾勒出这个赛博朋克时代下人类的形象,简单来说,双重去中心化一是去除人类中心主义,二是跳出以身体与意识为中心的个体化主体观。简单来说,就比如你在写作业,完成作业的不仅只有你,还有笔和本,这是你们共同协作的成果,你们共同构成了后人类的主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赛博朋克的语境里所谓的自我的主体更多是指向人与技术的流变关系。
孙凝翔老师在去年谈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时候,写了一段话,他说,每个现代人都经历着《城堡》中 K 的命运,不喜欢现存的世界,可是只能这样做。于是每当我们谈起后人类时,我们所说的绝非未来,而恰恰是过去,是一种怀念,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无法返回的温柔世界,是一片可以踩踏的青绿草地,是那些爱与被爱的可能。
归根结底,我们恐惧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害怕因技术而失去一方沃土、失去一个替代性的世界的可能。
既然后人类是在怀念过去,那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
也许科幻小说的作者能够从中给出我们一个答案,他们总是能够精准的押中未来。
在当今信息监控、大数据、社交泛滥、主体性和异种沟通的表象之下,人类焦虑的时代情绪被无比真实的投射,这样的状态被记录在著名赛格朋克派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为 《银翼杀手》设计 2019 年未来景观的知名工业设计师 Syd Mead 在 2019 年的最后一天过世,连同 11 月过世的美术设计 Lawrence Paull 、以及 7 月过世的男演员 Rutger Hauer,都先后退出了 2019 年。
这一切似乎是急着想提醒我们:2019 已经成为历史,而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终于超越了《银翼杀手》的科幻时间线。
《银翼杀手》当年在香港(和台湾)上映时用的片名叫做《2020》,2020 年的我们到底跳出这条 Cyberpunk 时间线了没,恐怕还不能太早下定论。
或者套句《神经唤术士》作者 William Gibson 的话:“未来早已来,只是没有均质地发生而已。”
而在真实世界中,科技狂人如 Elon Musk 或是 Mark Zuckerberg,几乎就像是被 Gibson 的笔完全操控的剧中人一样,前仆后继地投入资金试图实现那些 Gibson 小说出现过的幻想科技,如虚拟现实、人机结合、外太空移民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总是希望以一己之力推动科技发展,从而以科技为名更好的辅佐人类的生活。但却非常容易被滋生的后果所困住束缚。
社交媒体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在城市的街头环境下,交友软件 Tinder 和 Airdrop 的传输功能被全球下的 activists解构再发明;而Facebook、Twitter、Instagram、Snapchat、抖音这类虚拟的街头,则为用户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数据沃野。越来越多的人像年少时沉迷电玩一般沉迷于社交媒体,甚至生成了一个类似的信念觉得那些萤幕背后藏著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你看不到、但真的摸得到的世界。在这个数据沃野中,是数十亿使用者所想像的共同意识、所体验的日常(但虚拟的)生活,又何尝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赛博朋克呢?
因此,就引出了这篇文章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
本质上,这个问题是对我们自己的审视与叩问,这也是后人类一直在探讨的议题。在我看来,后人类提倡的这种将人的身份下放的方式,不失为在当今的智能时代尊重人性的姿态。因为收起了高高在上、非要驾驭万物的棱角,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平等视角将目光下放:看到那些历史地层中的雨露尘埃,那些世间万物的参差多态,那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那些边缘人的日常生活。
投射到社交媒体上,那就是,作为用户的我希望能争取到一些空间,哪怕只有一点点,在这个空间里,我不会被动的沉迷在被解构的媒介真实中,我希望能够真正凭借着我人格的自主,而看到尽可能多的真相与平凡,能够让我任意的释放自我,让我的信息筛选不会被智能算法左右,我的账户不会被大数据划作三六九等。
让我成为我,也让我看到真实的你。
当一切浮华褪去后,总是朴素最自由。
来寸角,让我们以最真实的姿态,好好聊聊未来。
